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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智库的属性、功能与发展思路

2020-08-20 05:13:49 来源:互联网 阅读:-
【摘要】引子2月6日,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,这是中央高层决策机构第一次对社会智库进行谋划、研究。

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智库的属性、功能与发展思路

引子

2月6日,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,这是中央高层决策机构第一次对社会智库进行谋划、研究。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,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攻坚期,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,需要应对、破解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,迫切需要大力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智库建设。

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智库应具有哪些属性?其功能定位又当如何?加强社会智库建设可供选择的路径又有哪些?

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智库的属性、功能与发展思路

梁启东

盘古智库学术委员

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

新型智库是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保障,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,是国家和地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,既要重视官办智库建设,也要重视社会智库建设。2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,这是中央高层决策机构第一次对社会智库进行谋划、研究,《意见》是中国特色社会智库建设的顶层设计,必将对全国的社会智库建设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。

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智库的基本属性

在我国,“社会智库”是在“民间智库”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,但它与国外的社会智库及原来的“民间智库”有着不同的、创新了的内涵。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》,提出“社会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成部分”,把社会智库纳入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体系中。

中国特色的社会智库,除了有一般性的社会智库、民间智库所具有的经费自筹、以公益性为导向、第三方立场、非营利性属性、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思想产品的特点以外,还有着自己的属性。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智库,必须是属于中国的智库,而不是属于其他国家或被某些国家或国际组织掌握的非政府组织。

一方面,中国特色的社会智库应该具有政治属性,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智库机构,它的发展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,所以中央深改组会议突出强调“要坚持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引领社会智库建设”。另一方面,中国特色的社会智库要牢牢扎根中国,融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大局,“坚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,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决策的重大课题开展咨询研究”。当前,我国进入了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的新时期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,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攻坚期,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,需要应对、破解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,迫切需要大力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智库建设。

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智库的功能定位

对国内来说,社会智库具有决策咨询功能。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,各类社会智库积极参与党委和政府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,推出现实性强、操作性好、公信度高、影响力大的创新性理论观点和决策研究成果,为党委和政府的决策出主意、出好主意、出管用的主意,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,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。社会智库与官方智库相比,不足在于权威性不足、公信力不强、影响力不大。社会智库要站位高、立意高,善于从国际视野和全国大局的高度来观察和研究问题,拿出有创见性的成果。

对国际来说,社会智库具有提升软实力的功能。在信息化时代,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,竞争的要素不仅仅体现于经济、科技等硬实力方面,更多地体现在以思想、观念、文化和智库等为核心的“软实力”方面,而作为创新思想的源泉,智库正成为各国软实力竞争的新焦点。顺应中国大国崛起的进程,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和咨询服务,树立好中国形象、宣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好中国声音,传递中国的思想和主张,进一步增强中国软实力。

对地方来说,众多是地方社会智库,以调查研究、咨询服务、区域规划、专业服务为基本功能,以理论宣传、科学普及、智力开发为配套门类的体系,对于推进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,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智库建设的路径选择

2015年《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》,强调“进一步规范咨询服务市场,完善社会智库产品供给机制。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,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”;这次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,对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智库进行顶层设计,明确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思路,这些都为新形势下社会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。

加强社会智库建设,要针对民间优势、“非官方”特点,实现错位发展。要突出特色,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,开展那些全局性、战略性、前瞻性、系统性、综合性的研究,在注重基础性研究与应用对策性研究的结合中突出应用对策性研究,在注重专业性研究与综合性研究的结合中突出综合性研究。只有握紧拳头,才能出拳有力;只有资源整合、要素集约,才能集中力量,打“歼灭仗”。社会智库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,要把握“第三方”特点,立足独立、公正立场,不偏激不走极端,客观地认识研究问题、提供对策建议。

加强社会智库建设,要强化专业和学科支撑。专业和学科建设是社会智库建设的基础性工程。一个研究机构,要有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,这样才有可能吸引相关人才,形成相对固定的团队;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主打产品,提供针对性、操作性强的咨询服务;才有可能形成独具特色的团队文化、智库核心价值取向,形成坚实的智库凝聚力、影响力和生产力。所以社会智库要始终把加强专业和学科建设、打造优长和特色研究领域作为主线,加强重点研究领域的科学化设计与精细化管理,进一步整合资源,优化布局,培育新的增长点,形成重点突出、特色鲜明、结构合理的学科体系。在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,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,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,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产业结构调整、国有企业改革、扩大对外开放等领域加大研究力度,力争使应用对策研究要上台阶、上水平。同时要在具有某些优势的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搞出特色,确定一批长期跟踪研究、持续滚动资助项目,建设具有学科特点、地域特色的“学派”。

加强社会智库建设,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。社会智库建设,关键在人才。智库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。没有一流的人才,就不可能有一流的成果,不可能建设一流的智库。社会智库要发展、壮大,必须凝聚一批学风正、学术造诣深、有大局意识、有较高知名度的人才,必须培养一批年轻的研究中坚。抓住选才、育才、用才等重点环节,创造一个有利于智库人才自由发展、竞争成长、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。社会智库一般起步较晚、经济实力和经费有限,加之目前人才的管理体制、机制限制,没必要也不可能所有人才都自己招聘、自己培养,所以“借”就是最大的人才战略,也就是要“借船出海”“借脑生智”“借地发财”“借鸡下蛋”,吸纳全社会各领域的人才为我所用。所使用的人才,可以是体制内的,也可以是体制外的;可以是国内的,也可以是国外的;可以是学术大师,也可以是实际工作部门领导和专家;可以是长期签约的,也可以是一次性合同制的;可以是项目组组织的,也可以是“星期六工程师”式的。要以十分灵敏的嗅觉,在重大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中,发现那些具有较强创新能力、在相关领域有突出贡献的高端人才,那些学术功底扎实、勇于开拓进取的学科领军人才,可以以适当的方式扶持一批有潜力的青年专家。

加强社会智库建设,要强化调查研究。提倡“走出去”“走下去”,在社会实践中获得营养。目前看,社会智库实力小、规模小,没有“腿”,所以社会“触角”还不普遍。要深入开展应用对策研究,就要更多地了解政情,也要更多地了解民情,既要“顶天”,也要“立地”,避免闭门造车的现象发生,这就要求转变学风,深入实际搞调研。比如围绕政策盲点问题,开展“政策型”调研,多方面收集情况,及时给各级党、政府提供合理化建议,补充完善相关配套政策;围绕社情民意的热点问题,开展“民意型”调研,把群众呼声、百姓意愿及时反映给党委和政府,供决策参考;围绕领导关心的重点问题,开展“参谋型”调研,提高智库成果与党委、政府中心工作的贴近度。

加强社会智库建设,要创新管理方式。改变社会智库过分“散”“乱”的管理格局,遵循智库建设规律,积极解决与体制内智库机构、高校的人才认定、职称评定、成果评价、学术标准的衔接,下大力气解决智库定位不清、人浮于事、资源分散、成果转化缓慢等问题,实现人员考核、学术管理、经费管理,以及成果评价、转化、奖励机制的创新。特别是推进成果评价制度建设,建立完善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评价体系,由单一注重专家同行评价向政府和社会评价并重转变。把项目建设作为社会智库建设的生命线,积极出产品、更多出精品,形成高质量的应用对策成果。运用大数据平台,为智库研究提供数据支撑,大力积极打造数字化智库。加强载体建设,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转化率,充分利用成果发布会、内参、新媒体推介、经济形势分析会、高端论坛、蓝皮书等多种形式对外传播研究成果,扩大社会智库的影响力。

加强社会智库建设,要优化发展环境。这次中央深改组会议提出,要“拓展社会智库参与决策服务的有效途径,完善社会智库人才政策”,作为政府部门,“要完善管理体制,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”。规范咨询服务市场,完善社会智库产品供给机制,构建完整的社会智库服务体系。畅通智库与各级党政部门的交流合作机制,建立多渠道、多层次的信息报送和传播机制,拓宽成果的转化渠道,保证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研究中的知情权和话语权,优化社会智库发展环境,促进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智库健康发展。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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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智库的属性、功能与发展思路

梁启东

盘古智库学术委员,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研究员,辽宁省委省政府咨询委员,沈阳市委市政府咨询委员,沈阳市政协常委。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、辽宁省情,主要研究领域为沈阳经济区。著有《中国城区发展战略研究》《对话金融危机》《加入WTO与辽宁经济》等专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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